近年来，笔者先后参加过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省厅党组政治巡察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责调查，无论是核查、督察、巡察还是调查，都是对公职人员从被动履责向主动担当转变的督促。特别是环保问责，既是“治已病”的利器，也是“防未病”的预警机制，是推动实现生态治理从“督压力”到“内生动力”的转化。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时强调，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从责任制角度来说，就是要落实有职必尽责、失职必追责。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个别地方在实际工作中没能把“牛鼻子”牵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缺失。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责任落实存在结构性漏洞‌。个别地方责任链条或框架存在问题，导致责任落空、执行失效或问题反复出现。有的横向缺位，在政策法规管理等方面不协调或不均衡，如有的地方部门在长江干线一公里范围内治理等工作中履职不力，反映出职能部门在“管行业必须管环保”责任链条上的缺位。有的纵向断层，地方政府部门站位不高，“大环保”意识不足，部分干部缺乏主动作为，推进重点任务拖沓，一些基础工作做得粗放‌‌。‌

二是‌制度‌机制流于形式。尽管“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被反复强调，但个别地方仅停留在文件层面，未建立有效的动态监管机制，存在责任空转现象。个别地方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拈轻怕重，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跨部门协作不到位，存在各自为战和互相推诿现象。个别部门面对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领域，自己管不好还不愿别人管，甚至不让人家提意见建议，暴露出协同机制中的问题。

三是执行过程表面化。在追责问责过程中，个别地方行业内环保问题突出，但仅通过“通报批评”等轻处理方式应对问题，未触及根源。同时，问责过程中存在选择性执法，对“不作为”“乱作为”的界定模糊，影响政府公信力‌。个别地方党委政府未能细化考核机制强化问责，未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任、奖惩挂钩压实责任，问责的实际效果不好。在问题整改过程中存在责任划分模糊、细则要求不明确、监督验收不严等问题。在落实自查过程中不是从严律己，而是蜻蜓点水、得过且过，如个别地方污染问题长期未解决，与党委政府重视不足关系密切。

四是‌形式主义与执法困境‌。个别地方对污染问题搞“影响发展论”“行业特殊论”，习惯于“打太极”找借口，存在“四风”问题。有的喜欢搞“虚晃一枪”，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等行为。个别基层部门甚至“通风报信”，工作组来了就通知企业停工，工作组走了再通知复工，精力不放在如何提高治污效能上，而是放在如何“不让上级查到问题”上。个别地方对精准治污认识不深，理解不透，误伤合规企业，挫伤其绿色转型积极性。

个别公职人员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履职尽责问题既暴露了治理短板，也反映出当前个别地方责任体系的不完善不严谨问题。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确保“牛鼻子”责任制落实到位，需要建立自查、排查、检查、巡查、督查、倒查“六查”联动机制，构建“监督—整改—预防”的全链条责任体系‌。

强化党政“一把手”牵头机制。要通过具体的工作流程和责任清单，确保党政“一把手”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效履行督导和管理职责，形成层层落实、环环相扣的领导体系。党政“一把手”要把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当作主责主业，做到事必躬亲、主动出击。可采取领导包抓、专班跟进模式推动跨部门协同治污。发挥“关键少数”引领作用‌，地方“一把手”需亲自部署，通过以上率下破解跨部门协同难题。

强调政治监督“一岗双责”落实等关键点。推动政治监督和业务监管相贯通，紧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部署跟进监督。在‌政治监督强化责任传导上，‌开启精准化监督模式，有效压实“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党组（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班子“一岗双责”的“四责协同”。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作用，围绕经济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紧盯纪委监委驻在部门的主体责任落实、核心职能履行、攻坚克难任务等强化监督，如将长江大保护等有关重大生态环保工作纳入政治监督重点，通过建立监督台账、细化具体事项，推动解决问题，形成“建账、查账、销账”管理‌闭环。    

通过‌高压问责形成震慑效应。细化规范追责问责工作流程，通过制定详细的问责方案，明确问责的标准和程序、内容和步骤，保持问责的严肃性。实行‌多部门联动协作，建立省、市、县三级追责问责联动协作机制，确保追责问责工作有效实施，保证问责的公正性和准确性。通过曝光典型案例与追责倒逼整改等行动，公开通报追责问责情况，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各级部门对环保问责的思想警觉，从而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自觉，强化“失责必问”的刚性约束。‌优化考核与激励机制‌，将环保成效与干部晋升挂钩，避免“重问责、轻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