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监督管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赋予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重要职责，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对“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的理解和落实还不到位，让“统一监督管理”流于形式。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是党委政府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平台，其办公室（环委办）多设在生态环境部门。当前，个别基层环委会议事协调机制存在运转不畅的问题。环委办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既无专门编制，也无专项经费，权威性不足。部分县直部门对生态环境部门以环委办名义部署的工作不重视、不理会，有的生态环境部门工作协调甚至沦为“求人办事”。

压实各职能部门责任缺乏刚性抓手。部门责任清单制度虽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但在基层实践中，囿于部门职责差异较大的客观现实，一些地方并未建立对环委会成员单位的实质性考核机制。无考核则无压力，个别职能部门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时存在“自说自话”的问题。例如某市农业农村部门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仅以建成两个农药废弃物收集点作为年度工作成效上报，对长期存在的包装废弃物乱丢乱扔问题却视而不见。因缺乏刚性手段，当地环委办明知问题所在却难以有效督促。这种监督乏力，使得“统一监督管理”在责任传导中容易出现“中梗阻”。

此外，有个别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主动作为意识不强，存在“职责画地为牢”的倾向，对相关部门的职责领域习惯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乏主动介入和持续跟踪意识，导致监督管理长期缺位。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推进机制创新，将“统一监督管理”职责切实落到实处。

首先，探索推动环委办实体化运作，让“统一”有权威。例如山东省新泰市、临沭县等地创新实施环委办实体化运作，从生态环境、住建、工信等部门抽调人员集中办公、联席会商，设立综合、督导等职能科室，确保“有人员、有场所、有经费”。实体化后的环委办如同党委政府的“督察室”，其发出的指令不再是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建议，而是议事协调机构的统筹调度，权威性增强，从而有效破解了基层协调难的困局。

其次，建立职能部门述职评议制度，让“监督”有抓手。可借鉴人大监督的思路，推动建立环委会成员单位年度述职评议制度。要求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依据责任清单登台述职，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参与评议。例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已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年两述”和“责任传导—任务分解—工作落实—成效检验”的闭环管理链条。这一制度将各部门生态环境履职情况从“幕后”推向“台前”，把“软任务”变成“硬评议”，为压实各部门生态环境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武器。

第三，制定联动监管计划，让“管理”更主动。生态环境部门可牵头构建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定期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跨领域联合执法行动，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监管情况进行全面摸排。通过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执法抽查模式，按比例对相关职能部门监管领域的真实状况进行实地核查。例如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推行的“计划式”执法、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开发的“三三统筹”工作平台，都为实现跨部门联合监管和问题闭环管理提供了制度与技术支撑。通过联动监管，不仅能及时发现各部门的履职短板、有效防止“整改过关”后的问题反弹，更能倒逼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主体责任，推动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督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

生态环境法典已正式施行，对生态环境部门而言，“统一监督管理”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建议各地以环委办实体化、述职评议制度化、联动监管常态化为突破口，加快机制创新，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统分结合”监管体制落地生根、见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