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大气、水、土壤等传统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新污染物正成为不容忽视的新型环境风险源，亟须进一步打破部门、行业分割的治理惯性，将抗生素污染治理纳入国家生态安全防控体系。

现实困境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新污染物在一些领域存在违规使用的情况，并通过“环境—食物—人体”链条迁移及累积。尽管我国在抗生素减量方面已采取多项措施，如推行兽用抗生素处方制、开展“减抗”行动等取得显著成效，但我们也看到，现有治理模式还存在短板。

当前，卫生健康部门聚焦临床合理用药、农业农村部门主抓养殖环节“减抗”，但跨部门协作机制有待加强。

同时，现有政策聚焦医疗端和养殖端的使用减量，对抗生素残留及其生态效应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例如，在养殖环节，现行政策未将降解抗生素的粪污深度处理工艺列为强制要求。同时，城市污水处理厂执行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尚未普遍设定抗生素类物质限值，常规污水处理工艺对特定抗生素去除率有限，导致部分养殖废水与生活污水在排放后仍残留抗生素，使受纳水体和土壤面临环境风险。

此外，尽管生态环境部已发布《水质18种磺胺类抗生素和甲氧苄氨嘧啶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HJ 1398—2024）、《水质17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HJ 1399—2024）等监测标准，初步构建了抗生素监测技术规范体系，但抗生素种类繁多、结构复杂，现有标准尚未实现全种类覆盖，且缺乏针对不同环境介质的统一风险评估模型。此外，全链条的监测网络一体化建设仍处于推进阶段，精准掌握抗生素从生产、使用到废弃的全链条仍需进一步强化数据支撑。

破局之路

面向“十五五”，我国应以“风险防控、源头阻断、协同治理”为核心，构建覆盖“监测—评估—管控—修复”全链条的抗生素污染防控体系。

一是构建“人—动物—环境”一体化的监测与风险评估网络。尽快制定并完善环境中抗生素残留监测技术规范、相关标准，并在重点流域、规模化养殖场、污水处理厂及饮用水水源地等，率先布设以抗生素为核心的联合监测点位。在此基础上，整合农业面源、水环境等领域的既有监测数据，逐步建设国家级抗生素环境污染数据库。同时，可考虑开展前瞻性布局，选取典型区域进行试点，探索将抗生素耐药基因等生物性指标纳入未来监测体系的可行路径与技术方法。

二是强化全链条源头减量与过程阻断。在养殖端，进一步加大“减抗”力度，强制配套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与抗生素深度处理设施，如臭氧氧化+生物滤池等；在医疗端，推动医院废水预处理达标后再排入市政管网；在市政端，鼓励水环境敏感区域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更严格的抗生素地方排放标准或技术规范。加大绿色抗菌剂研发力度，加快生物酶、噬菌体等替代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进度。

三是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与制度保障。在国家新污染物治理部际协调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依托《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进一步细化并压实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的监管职责。推动各地将涉抗生素排放的重点企业依法依规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探索将特征抗生素因子作为许可排放的管控指标。

四是推动公众参与和国际合作。开展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对抗生素环境风险的认知。同时，积极参与“同一个健康”（One Health）联合行动计划，分享我国在养殖“减抗”、污水处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推动建立跨境抗生素污染监测合作机制。